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女 兵 风 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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抗战女兵回忆峥嵘岁月

(李民贞自述,龙耳东整理)

  我不擅长写东西,很多事情因年代久远而记忆模糊了。但要提起我在新四军五师抗战的事,我还是记得一些的。那个峥嵘岁月,留给我有苦有痛有欢乐,一串串零星的事儿,常常清晰地亮在我的脑际,好似一点星火,燃在苍茫的记忆深处。


  峰回路转

  一九三九年九月。枪炮敲碎了我的家。

   日本侵略军的飞机,白天在郑州城区狂轰乱炸,楼台组屋砰然倒下,大街小巷百孔千疮。我的妈妈在一次空袭中,倒在了血泊中。我的哥哥李民社,为报这家仇国恨,参加了国民党城防军,以为可以狠狠地打击日本侵略军。我的爸爸李世英,是清末的翰林大学士,官至西安知府。辛亥革命时追随孙中山革命,后来军阀混战,他隐居郑州法院后街。如今家破人亡,李世英只好带着我逃荒。

   白天,有日本侵略军的飞机狂轰乱炸,只好走夜路。途径信阳南,李世英病倒了,借宿在一家土屋里。土屋里的西边已有五、六个人住下了。其中有一个姓蔡的人会治病,他主动给父亲治病,二天之后,父亲的病好转了,我也和他们混熟了。原来,他们是一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成员。那个姓蔡的是这个抗日游击队的支队长。

   一个阴雨绵绵的早晨,我一觉醒来,冷得发抖。我爬到爸爸身边喊:“爸爸,好冷,爸爸……”可是他动也不动。我忽然有些害怕,鼻子一酸,哭了。哭声惊动了蔡队长,他们一起走过来。蔡队长认真查看了一下,就对我说:“你不要哭了 你爸爸已经……死了!”

   我大声嚷着:“不!不!我爸爸不会死的!”她小小的手还在不停的为爸爸梳理散乱的头发,哭着喊:“爸爸,你醒醒啊……”

   蔡队长带着几个战士,将我的爸爸的尸体卷起,抬到后山林中挖土坑,将要埋下去,我神经质的扑了过来,大喊道“

   “不哇不!爸爸……我要爸爸呀!你们不能埋呀……我以后一个人好孤单啊!呜……”

   稚嫩的童音,悲戚的声调,催人泪下!蔡队长擦拭着9岁的小民贞的泪脸,说:“好孩子,不要哭了……你以后你不会孤单的,我们都是你的好叔叔。我们送你上学读书”。

   父亲病死后,我立时成了孤儿,上天无路,入地无门。我只晓得凄惨哭泣,惶恐无助。蔡队长收留了可怜的我作他的干女儿,安排在了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下属支队卫生所。我的命运峰回路转,从死亡线上获救。我非常努力地每天跟医生学着搓酒精棉球,帮伤员端水送饭,帮着作点杂活。

   后来,我才知道,这个蔡队长,就是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的负责人蔡韬庵同志。不久,共产党领导下的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,打下了信阳县,把信阳地区作为我党抗日根据地之一,蔡韬庵同志任信阳县的县长。

   几个月后,蔡韬庵同志派一名战士,骑着一匹黄色的快马,穿过浓荫的山林,淌过弯弯的河水,送我到信南小学读书。后来,以陈少敏同志任校长的鄂豫边区洪山公学成立了。李民贞和信南小学的学生,就转到洪山公学小学部读书。洪山公学是鄂豫边区政府的一所正规的高级学府。学生有的是边区政府和部队抽调来的红小鬼和青年战士,有的是从敌后跑过来的小学生,有的是抗日军烈属的子女。1943年洪山公学小学部与直属第三小学合并为实验小学,校长是牛健。学校没有固定校址和教材,随着战争进展随时夜行军转移教学。教师自编教材,以农舍、山坡、田间地头为校址。以背包、膝盖为课桌。以树枝、土块为粉笔。我们和同学们在艰苦的环境中,不顾生命时刻受到日寇的威胁,顽强刻苦地学习。还积极配合前线部队救护伤员。我先后担任过学习组长、宣传委员、班长等职。

   在战火中成长的洪山公学和实验小学,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的革命后备力量。学生们在一律是统一军装,一律是供济制,一律是军事化的生活。学军事,学文化。几年之后,这个学校的学生如黄国诚、孙维理、易仲贤、杨铸新、刘子跃、魏鸿宾、胡治江、胡志国、欧阳昭、冯屏、万众一、童鸿影等同学遍布抗日前线,活跃在祖国的大江南北,发挥着巨大的作用。

  一盏桐油灯

  1944年我从实验小学分派到了《七七报》印刷厂,当时的厂长是刘策,背有些驼,是河南人。我和同学们在洪山公学和实验小学读书的时候,就知道边区机关报《七七报》的重要地位。现在能在报社印刷厂工作,内心感到十分的自豪。《七七报》大致的专栏有《半月国际述评》、《敌后一月战况》、《小讲坛》、《知识性小专栏》,稿件的来源是群众写稿,建立通讯网。报纸印出后,由厂长负责按各地要求的份数包装捆好。标明地址和收信人。交通联络站的同志分送各地。报纸标有定价,而实际上都是免费赠送的。

   我当时是一个小姑娘伢,记得先是分在装订组,后来调到排字组工作。装订组是用手叠纸,用长铡刀切书切纸。印刷机器是用脚踩的。通常每班是二个人。一人踩机器,一人加墨和理纸。印刷技术是请武汉洪山的工人付斯太负责的。排字组有四副字架,有二副是常用字,另外两副是外用字和标题字。一、二、三号字都装在左边一副字架上,总共二十多盘。为了转移方便,把几个四方架子拼装起来,就是排字架;拆下来就是一只只的铅匣子,可以分散隐蔽起来。工作环境好的是在老百姓家里或者是祠堂里;差的环境是在山林坡地。靠着大树,就将排字架立在树边。我们捡字排版时,按文章的需要,将铅字一个个地从字架上取下来拼版。我与分派过来的同学都很努力地工作。我们清晨起床便朗诵“一七丈三上”(常用字在字架的位置口诀),然后相互提问。这样很快就记住了铅字架的排列规律和方位。当时没有照相制版的条件,只好自己雕刻。有不少的字是现用木刻的,还有的是几个字改成的,如“折”字,是将“持”和“新”各去半边而拼成的。排版的夹条是用竹片子绑成的。

   我记得有天晚上,要赶印文件。那天是在一户老百姓家里,我们把排字架靠在墙壁立起来。房东家的油灯不多,只给了我们一盏油灯。那桐油灯的光线太暗了,我们要从密密麻麻的铅字架中,快速而准确地捡出所需要的铅字,是有些困难。我们虽然记住了铅字排放的偏旁部首和方位,但长时间在光线暗淡的地方工作,眼睛难免胀痛。我当时年纪小,人又机灵,想出一个办法来:四个排字架前各站一人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记得了铅字偏旁部首在架子中的方位,所以,需要哪个字时,就把油灯递到哪面排字架前的人手中,就很快捡出了文章所要的铅字。这样,一盏桐油灯在四个人的手中不断地轮换着转,活象玩“走马灯”的游戏似的。就这样,在暗淡的油灯下,我们靠着团结的力量,大家在很短的时间里捡出了铅字,完成了排版任务。同时也节省了灯油,房东很高兴。

   后来,我们就把这一经验传给别的战友们。每当想到《七七报》许多感人的消息报道都是通过自己的手中排出来的,战友们心里就特别高兴。

  一双草鞋

  在我的记忆里,那动荡的战争年月,我感觉最苦的是雨天行军,最难的夜行军,最怕的是行军掉队。如果行军掉队了,不是被山沟里狼吃掉,就是被土匪敌人杀害了。特别是我们这些女娃娃们,更是害怕掉队。每次行军,大家相互关照。走一段路,领导总是向后面传口令:“跟上没有?——”后面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往后面传递,直到最后一名回令:“跟上了!”然后一个接一个地往向回令,直到领导收到口令为止。如果传下去的口令没有回音或者回音是差几个,那领导立即派人去寻找或者等候。大家明白,行军掉队的情况多半是由于生病或者累得走不动了之类的原因。一般情况下没人愿意掉队。掉队就等于自杀,大家能跟上的就会拼命跟上。要想行军利索不掉队,少不了一双草鞋。

   草鞋真是一个宝啊!我在行军路上没拉下一步,很大程度上得亏我那双草鞋。如果没有草鞋,脚板就很快被砂子、木刺、山石戳穿或磨破。我们穿的草鞋大多是自己打的。草质打的草鞋,穿几天就磨破了。用布条子打的草鞋,就比较耐穿点。我们女娃娃们倒不愁穿。一是因为老百姓很疼爱我们姑娘伢,常常悄悄地塞几双布鞋给我们;二是因为部队的男同志照顾我们女同志们,地方政府慰劳拥军的物质总是先让着我们女伢们;三是因为我们自己会编织会打草鞋。我原本是不会的,在姐妹们的指教下也学会了。
我要说的是我有一双特别结实的草鞋。那是1945年7月间我调到五师医院之后,有天夜里抬来二位伤员。医务组长罗群带着我们立即抢救。寒冷的气流中,我们紧张得额角泌出了汗珠。我和吴明芝等人屏住了呼吸,时而拿纱布,时而拿消毒器械,忙碌地配合着。四周静悄悄的,只有药钳,针具撞击着金属的声响。抢救伤员的工作,在紧张地进行着,时间在指缝里悄悄流逝。一名伤员的下巴被炮弹削掉了,只有一双眼睛直扑闪扑闪的,白净的纱布被血得紫红紫红的,纱布包裹整个头部,这位重伤员经抢救脱离了险境。而另一名伤员却停止了心脏的跳动。房间里静静的没人作声,我们心里着实难过!这战争的残酷真是不以人的意愿所能转变的。

   这位伤员的下巴被炮弹削掉了,他苏醒后,没有下巴,怎么进食呢?我仔细查看了伤员的病情,就把米碾细熬成糊,滴入伤员的喉管。有位女医护给这位打掉下巴的伤员喂米糊,缩手缩脚的,她害怕看到伤员血淋淋的喉管一动一动的,也闻不惯那血腥的味儿。我见状,便接过女医护的碗,用口含着往伤员那无下巴的带血喉管里滴。一点一点,细心地滴入他的喉管。一股股血腥味直冲我的鼻孔。其实我也恶心得要呕吐,可是看到这位伤员眼里闪动着的泪光,我心里难过地快要哭了!是他们用鲜血和生命在战场上杀敌,我们要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我们的勇士。我心里对自己这样说,就坚持了下来。我天天给他喂食。三天后,他被转移到后方医院了。临走时,他指着担架上的一双草鞋,示意我留下。我说不能要。他双眼闪着光亮,像是要流泪水了。我连忙点头答应留下了这双草鞋。这双草鞋是麻绳子编织的,穿起来挺结实的。但我穿上就大了许多,我只好把这双草鞋改装紧缩了之后,再穿起来就挺合脚的。

   这双草鞋穿起来爬山过坡结实得很,所以我在行军路上从来都没拉下一步。我一穿上这双草鞋就会想起那位伤员,不知道他最后能不能活下来?活下来之后,没有下巴又怎么吃饭怎么说话怎么生活呢?为此我心里一直不安。解放了这多年,我也没能打听到他半点消息。

  李明珍(原名李民贞),祖籍湖北武昌县人。原新四军五师医务组长,“中原突围”后回乡。解放后及文革中受到不公待遇,八十年代初平反恢复军籍。曾当选为武昌县第八届人大代表。新四军研究会颁发“七七纪念章”和证书。中央军委、国务院颁发纪念抗战60周年奖章和证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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